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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报亲恩他做了六年“特护”

来源：《新闻晨报》 [2006-2-8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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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他到了“奔四”才开始谈恋爱，自然非常珍惜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向体健的母亲患脑梗塞病倒了。

　　●孝顺的他担负起护理母亲的任务后，放弃了事业，也没法陪伴女友，渴望在沪安家的女友黯然离去。

　　●担子一担就是六年，为了感恩他无怨无悔。但他不但要面对辛劳，还有精神上无法排遣的孤独感……

　　与浩民约采访时，他再三强调自己每天给年逾古稀的老母亲做伴，只能趁她午睡的间隙挤出来一个半小时。

　　采访当天，浩民告诉我，自从几年前母亲病重卧床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来过市中心了，因此明明报社是在汉口路300号，他这个“老上海”却走到了福州路上。“唉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要与世隔绝了。”浩民声音倒还响亮，但神情却颇苦涩。

　　曾以为母亲是铁打的

　　我在家里排行最小，父母和兄长们的工作收入都不高。1980年，18岁的我找到第一份工作，是技术工，因为是替私人老板打工，薪水给得挺高，每月能拿到60元，算是高收入了。我考虑到家里负担重，就主动拿出一半薪水补贴家用。一年后我换了份修理汽车的工作，工作时间比较固定，但收入下降了许多，每月只能拿17元。我照样做得很卖力，还得过两次“先进工作者”的称号。后来我见兄长都到了结婚的年龄，父母经济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，就主动辞职下了海，做了几年水电行，可惜没赚到多少钱。我不甘心，又只身到外地闯荡，做服装生意，可是因为做事太规矩，脑筋太直，学不会别人那些给客户返利等手段，生意还是不见起色。无奈，1994年我回到了上海，做起小本生意，因为是单身，比兄长们负担轻，日子总算过得差强人意。

　　这里想插一句，我大概四五岁时，是个“皮”小孩。有天风大，我到晒台上玩，见母亲用一块大石头挡着敞开的门，我就用力把石头举起来，扔到了楼下。当天晚上，母亲一脸严肃地找到我，压低声音说我闯祸了，那块石头把一个过路人砸死了。我吓得够呛，从此性情大变，这件事就成了我最大的“心病”。直到我长大成人，才醒悟过来，母亲分明是在吓唬我啊，如果真伤到人，乃至出了人命，哪能那么太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？

　　我听后张张嘴，想发表两句看法，但止住了，倒是浩民主动说，那时家长的教育都比较简单，不懂心理学的母亲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件事会在他心灵深处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我的确不抱怨母亲。母亲很贤惠，多年来料理这个穷家，真的是难为她了。她总是把新鲜的饭菜给孩子们和父亲吃，而自己几乎总是在吃隔夜菜。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的衣服和鞋子，也全是她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缝制的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我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她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，对于我的老大无为和始终单身，她也没说过一句怨言，真的很伟大！并且，她个性非常好强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，根本不会跟别人讲，也从不让孩子们帮她做家务，这让我始终有个错觉，以为母亲的身体是铁打的，永远不会垮掉。但生活以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，证实我错了。

　　为报亲恩，做六年“特护”

　　2000年，我认识了一个初到上海的东北女孩，她比我年龄小好几岁。她对上海不了解，但很想在上海安家。我们认识后，彼此感觉还不错，过了一段时间走到了一起，我还替她找了一份工作，她很开心，一再表示要和我好好过日子。而我是在“高龄”才开始谈恋爱的，自然加倍珍惜。那年6月，连着两三天母亲一直说自己不舒服，我和父亲都没在意。谁知过了几天，她竟开始吐血，我们见状赶忙把她送到医院，找了一个熟悉的医生，医生按症状判断她是胃出血，过了三天才重新诊断说是脑梗塞。因为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母亲落下了后遗症，出院后母亲生活无法自理，成了“痴呆人”。

　　家家都怕遇到“大病号”。母亲病倒后，兄长们因为还得赚钱养家，无法抽身陪护，而父亲又从来没做过家务，根本不会照顾病人，我感觉责无旁贷，就把担子接过去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。这样一来，我哪里有时间去做生意？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呵护女朋友。时间一长，女友有些失落。但我那时对母亲的病情太投入了，忽视了她的感受。所以当有一天她搬出我的家，并黯然提出分手时，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心里特别舍不得。可是又能如何呢？母亲无法自己梳头、吃饭，洗澡、大小便都得靠我一个人，我怎能为了爱情而不管她了呢？

　　2003年父亲因病去世，我必须日日夜夜守在母亲身边，只好彻底不做生意。这样一来就没了生活来源，只能靠母亲那每月800元的养老金。有时候手头周转不开，我还得向朋友临时借点钱。这时有好心人劝我，脑梗的病人很难进行家庭陪护，你还是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吧，况且你已经尽了几年孝了，这都已经年过四旬了，说什么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养老问题啊。

　　其实我知道，别人的劝告有道理，但因为脑梗病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，连饥与饱、冷与热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曾亲眼看到一位患脑梗的邻居老太进了养老院刚一个月，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，所以对于送母亲进养老院这件事，我始终比较犹豫。再说我答应过父亲一定会善待娘亲的，思前想后，我痛下决心，一定要在家里好好侍奉母亲，直到给她送终。

　　“从2000年6月至今，我已从昔日的对护理病人一窍不通到了今日的特护水平，其中的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啊。”浩民感慨地长出一口气，指着他的“板寸”头告诉我，这两三年来他长了许多白头发，因此只好把头发剪得特别短，好让自己看上去年轻点。

　　负重前行，心理盼减压

　　母亲生病前，我像父亲一样，什么家务都不会做。因此把母亲接回家后，一开始我还花钱请人帮她洗澡。但因经济紧张，我就自己摸索着做事情，渐渐地，烧饭烧菜、给母亲穿衣服、替她洗澡、料理她大小便、看护她输液，这些“技术工种”我都学会了。脑梗是一种很特殊的病，母亲在状态好时很和气，一点都不麻烦别人，但常常到了晚上就会闹情绪，不想睡觉。有一次她一再嚷着要回娘家，说现在住的不是她自己的家，我从上午9点一直劝到下午4点，还不得不让医生用了镇静剂，这才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。为了保证她的休息，通常晚上8点左右我就照顾母亲睡下，等她睡着了，我就躺在她大床边的一个小床上，为了防止她晚上万一睡醒了害怕，我就握着她的手躺下。不夸张地讲，我即使睡着了耳朵还是分出来留心母亲的动静，脑子里始终绷着一根弦，睡眠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差。有一次我的手不小心割伤了，还是得分出一只手来替母亲洗澡、洗脸，完成每天必不可少的各道“工序”。

　　长年卧床的人身体抵抗力很差，对于母亲身上每一个细小的变化，我都不敢掉以轻心，她一旦有点伤风咳嗽，呼吸不均匀，或者嘴唇发紫，我立刻通知社区的医生上门检查、治疗，他们中间还有位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医生呢，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及时的医疗服务。一到节假日，兄长们都会上门看望老母亲，他们都夸我把母亲料理得很干净，说我很不容易。我觉得自己的确尽了一些力，但赡养父母是人之天职，也没什么可自夸的。

　　浩民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，讲起近六年的“特护”经历，他的表情始终很平和。但谈到这里，他话题一转，跟我提到像他这样的一群人，吐了不少罕为人知的“苦水”。

　　我这人对物质要求不高，清贫的生活我能忍受，但在这几年，精神上的困惑却始终无法排遣。长年不出门，只与病重的母亲相依为命，那种孤单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。尽管我一再用儿歌鼓励自己，越忙越念叨“我有一双勤劳的手，什么事情都能做”，但还是感觉有点精疲力竭，很怕自己哪一天会倒下去。

　　考虑到母亲越来越年长，而自己也跨进了四十岁的门槛，为了多获得一点支持，我曾向有关部门申领过救济，但一来母亲没有到80岁的高龄；二来我44岁，无法申请低保，只能申请就业；三来我虽一只眼高度近视（1700度），另一只眼已失明，但矫正视力没低到规定的0.2以下，不能办残疾证。哪一条救济条件都不满足，因此无法得到相关援助。对此我很理解，毕竟国家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国家要帮助的困难家庭很多，我得遵照规定“排队”。但说句真心话，我真的有点撑不住了。

　　去年年末，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，说上海某街道为那些每天照顾生大病的父母的子女（当然有一些具体规定）逐月发放一定的补贴，还说这些人都属于“家庭护理人”。我仔细地读了这条新闻，觉得自己符合这个条件，在此很想替像我一样的“家庭护理人”呼吁一下，希望将来这种补贴能惠及更多的人。我觉得这与对父母感恩是不冲突的，虽然仅仅是每月两三百元，但也能解一些燃眉之急。如果哪一天母亲离我而去了，我不会再接受救济，一定会用自己的双手去谋生。

　　起身时，浩民用力挺直身体，认真感谢我花这么长时间听他讲话，舒解了他的心情。并且，别的“家庭护理人”也会有种种甘苦和精神压力，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作些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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